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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中黄叶树——关于逆境的随想



刘心武
刘心武(1942~),四川省成都市人,作家。有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,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,中篇小说《如意》,散文集《凡尔赛喷泉》等。
渐来的逆境,有个临界点,事态逼近并越过临界点时,虽有许多精神准备,也仍会有电闪雷击般的突然降临之感。
逆境的面貌不仅冷酷无情,甚而丑陋狰狞。
逆境陡降时,首要的一条是承认现实。承认包围自己的逆境。承认逆境中陷于被动的自我。
“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!”这是许多陡陷险逆境中的人最容易犯下的心理错误。事实是客观的存在,不以你的接受与不接受为转移。不接受事实,严重起来,非疯即死,是一条绝路。必须接受事实,越早接受越好,越彻底地全面地接受越好,接受逆境便是突破逆境的开始。
承认现实,接受逆境,其心理标志是达于冷静。处变不惊,抑止激动,尤忌情绪化地立即作出不理智的反应。
面对逆境,要勇于自省。
逆境的出现,虽不一定必有自我招引的因素,但大多数情况下,总与自我的弱点、缺点、失误、舛错相联。在逆境中的压力下检查自己的弱点、缺点、失误、舛错是痛苦的,往往也是难堪的——然而必须迈出这一步。
迈出了这一步,方可领悟出,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酿成这一境况的,或者换句话说,内因为外因提供了怎样的缝隙与机会,才导致了这糟糕局面的出现。
不迈出这一步,总想着自己如何无辜,如何不幸,如何罪不应得,如何命运不济,便会在逆境的黑浪中,很快地沉没下去。
但在迈出这一步时,如果不控制好心理张力,变得夸张,失去自尊与自信,则又会陷于自怨自艾,甚而自虐自辱、自暴自弃,那么,也会在逆境的恶浪中,很快地沉没下去。
逆境的出现,当然与外因外力有关。在检验自我的同时,冷静分析估量造成逆境的外因外力,自然也非常重要。
外因外力不一定都是恶。也许引出那外因外力的倒是我们自身的恶,外因外力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恶的一种排拒,从而造成我们的难堪与逆境。
外因外力又很可能含有恶。恶总是趁虚而入,我们的弱点是它最乐于楔入的空隙,我们的缺点是它最喜爱的温床,我们的失误舛错等于是开门揖盗,恶会欢蹦乱跳地登堂入室,从而作弄、蹂躏我们心灵中的良知和善。
当我们对外因外力的分析估量导致第二种感受时,我们仍要保持冷静。
人在逆境中,最令他痛苦的,往往倒不在那袭向他的恶,而是受恶影响、控制的人群。
一位老资格的电影明星告诉我,在“文革”中,江青点了她的名,造成了她一生中最险恶的逆境,她深知江青底细,且已看透她的心理,所以对江青之恶,只是心中鄙夷,倒并不怎么感到痛苦,然而,许许多多本是善良乃至懦弱的同行和群众,或出于对江青的迷信,或慑于江青的淫威,或迷惘而无从自主,都来参与对她的批斗、侮辱、惩罚,却使她万分地痛苦。
有的亲人,与她划清界限,所言闻之惊心,所为令人狼狈。
有那过去的朋友,包括堪称密友的人,不仅对她视若瘟疫而远避,更作出落井下石、雪上加霜的事情,有的还自以为乃革命义举,沾沾自喜,津津乐道。
有许多本不相干的人,奔着她的知名度而来,似乎是在欣赏她的沦落与苦难,也许其中不乏怀有同情与不平者,但都无从显露,在那肃杀的环境中,人人要戴上一个冷酷无情的假面,看得多了,也就搞不清那面具究竟是否已溶入了人的皮肉心灵。
逆境逆境,“逆”还可受,“境”却难熬!
熬过逆境,需有一种观照意识。
拉开与恶的距离,拉开被恶所控制的人与事的距离,并且拉开与逆境中的我的距离,跳出圈外,且作壁上观。
这是真正的冷静,彻底的冷静。
读过杨绛女士的《干校六记》么?所记全系逆境,然而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,于是成为一种超然的观照,在观照中透露出一种对恶的审判与鄙弃,显示出人性与理智的光辉。
最严酷的逆境,会使人丧失最起码的反抗前提——没有道理好讲,没有法规可循,没有信息来源也没有沟通管道,完全是一种孤立无援、悲苦无告的处境,例如陷于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,或落到“文革”中的“群众专政”,那时,一切的信念和行为,必围绕着“活下去”三个字而旋转。但当“活下去”必须付出人格尊严时,有人就毅然地迈出了以自杀为反抗的一步,如“文革”中的老舍、傅雷,那也是一种对逆境的突破,也是一种对逆境的超越,使造成逆境的恶,背负上巨大的、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。老舍、傅雷他们以个体的宝贵生命为沉重的砝码,衡出了那恶的深重达于怎样的程度,从而警醒着继续存活着的人们,应怎样坚持与恶努力搏斗,并应怎样通过艰辛的努力,达到除恶务尽的目标。
许多从逆境中咬牙挺过来的人士,回忆出若干逆境中降临到或寻觅出的光明,例如在“文革”中仍有周总理那样的有一定发言权的上层人物的关怀,例如本应是来实行审查和处治的“革命左派”中天良发现者给予的庇护与拯救,再例如在过激假面下显露出的人间正义,以及最底层的老百姓那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派温情……
在重重阴霾中努力捕捉住哪怕仅只一线的暖光,当然是度过逆境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。不过切不可对阴霾中的光缕产生依恋之情。更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光明。能从逆境中打熬过来的人,毕竟主要依赖着灵魂中的熠熠光束,那犹如不会熄灭的火把,始终照亮着生命的前程。
逆境,也就是人生危机。据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汉语“危机”一词的构成很表赞赏,危机=危险+机会,危险人人惧怕,机会人人乐得,“危机”是在危险中促人寻觅把握机会,既惊心动魄,又前景无穷。
记得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句子:“在危险中漫游,是很好的……”我想,他是深知惟其在危险中,才能调动起自我的全部生命力,从而捕捉住那通向璀璨未来的机会!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写到,贾雨村到一所智通寺去,见门旁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:
身后有余忘缩手
眼前无路想回头
他因而想到:“这两句文虽甚浅,其意则深……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,也未可知。”
贾雨村所见到的智通寺对联,是中国人一种典型的“防逆境”告诫,也就是说,为防陷于逆境,凡事应留有余地,万不可求满,“满则溢”,“登高必跌重”,需自觉地收敛、回缩、抑制、中止。不过人在顺境中,欲望又是很难收敛、回缩、抑制、中止的,所以“翻筋斗”又很难避免,但“翻过筋斗来”,则有可能“吃一堑长一智”,从而做到“身后有余早缩手,眼前有路亦回头”。
人当然没必要自我寻衅,吃饱了撑的似地往逆境里扑腾,即使是正当的欲望,适度地加以抑制,以及勿以完美为尺度,知足常乐,见好就收,都是处世度生的良策。不过,一些中国人往往过度地自我收敛,把惟求苟活奉为在世的圭臬,以致有“宁为太平犬,不作乱离人”,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等等想法产生,弄得不仅丧失了终极追求,也失却了最低限度的正义感、同情心和自我尊严,我以为那是一种可怕的犬儒主义,可悲的活命哲学,可鄙的人生态度,可恨的良知沦丧。人不应因为惧怕身陷逆境,便以出卖乃至奉送自我灵魂来求得“安全”;人一旦陷于逆境之中,更不应什么道义、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,惟求自保以延狗一般的性命。
逆境逆到头,无非一死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。”“宁愿站着死,不愿跪着生。”这类志士仁人的豪语,昭示着我们“曲生何乐,直死何悲”的真理。在逆境中我们当然要珍惜生命,钟爱自己,怀抱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的志向,但却万不可为留皮囊,出卖灵魂,万不可为挨时日,自丧尊严。
要勇于在逆境的火中炼成真金,但也不惧怕在逆境的抗争中玉碎。
人在逆境中,万不可堕入自虐的状态。
自虐首先是一种畸形的心态。一种是群体自虐。如“文革”中,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遭到迫害打击,绝大多数遭受迫害打击者,互相是同情相怜的,但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,如两个知识分子在街上相见了,甲惊讶于乙的境况:“怎么?你还没有被揪出来?”甲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是敌人该“揪”,以此推理当然也不认为与自己相似的乙是敌人该“揪”,但他的心理架构已经扭曲,所以把乙的尚未“揪出”视为“不正常”;再如过了几时乙与甲街头相遇又感到意外:“怎么?你还有心思买条鱼回去烧着吃?”乙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甲被贬抑后便该过另一种非人的生活,但他的心理架构也已经扭曲,所以把甲的遭贬抑后仍“大摇大摆”、“乐乐呵呵”地买鱼烧吃视为“奇观”——这种被不公正地置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间的互为畸视畸思,就是一种群体自虐。当然,更有发展到互相违心地揭发、批判乃至于真诚地反目、斗争的,那就超出我所说的自虐而成为帮凶了。
另一种是个体自虐。如一个人事业上失败后,便躲起来不愿见人,甚至觉得自己吃好些、穿好些都成了“恬不知耻”,不仅把自己的物质享受压缩到自罚自禁的状态,还从精神上折磨自己,自己诅咒自己为“低能”、“白痴”、“饭桶”、“废物”……或走另一极端,故意到人群中“展览自己的失败”,恣肆吃、喝、玩、乐,纵欲求欢,使精神陷于亢奋以至麻木,自己视自己为“痞子”、“流氓”、“赌棍”、“无赖”……
逆境中的群体自虐,是延续恶势力的无形助力,它往往给本来还有所顾忌的恶势力一种启发和鼓舞——原来还可以“揪”更多的人,并且可以把压制扩展到更不留缝隙的地步!逆境中的个体自虐,不消说更是一种导致毁灭的行为。
禁绝自虐!一个染上自虐症的群体是没有出息的群体!一个患有自虐症的个体是没有前途的个体!
为免于陷入逆境,有一种人甘心助纣为虐,成为所谓“二丑”。
鲁迅先生曾为文剖析过“二丑艺术”。现在戏曲舞台上仍常有“二丑”出现,例如拿着一把大折扇,跟在大丑——恶人——身后屁颠屁颠地去帮凶,但他会在行至舞台正中时忽然煞住脚,将折扇一甩甩成屏障,挡在自己与大丑之间,面朝观众,指指大丑背景,挤眉弄眼地对观众说;“你们瞧他那个德性!”说完,又把折扇“哗”地一收,接着跟在大丑身后,依旧屁颠屁颠地帮着大丑去干抢掠良家妇女之类的坏事。
在好人面前,“二丑”希望好人体谅他的“不得已”——他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;在大丑面前,“二丑”对自己朝好人眉来眼去的行径,则解释为帮大丑“缓解矛盾”,他是“拳拳之心无可疑”。他深信有朝一日好人战胜了大丑,定会“首恶必究,胁从不问”;他并不相信大丑会永立不败之地,但乐得用此法免吃“眼前亏”,还可分一杯唾余——他有时也苦恼,因为在扇子一甩开之时,并不是那么好掌握面对好人戳指大丑脊梁的分寸;他有时也有牢骚,因为他感到“两面受压,受夹板气”;他有时也颇惶恐,因为明知无耻但已“无退路可走”;他有时也颇惆怅,能发出“瘦影自临春水照,卿须怜我我怜卿”一类的感叹,所以“二丑”不像大丑那样除了一味作恶全无“正经创作”,他也能吟诗作画,也能才华流溢——倒如明末南明小朝廷的阮大铖,便是如此。谁说他在追随马士英等佞臣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业之余,所写的《燕子笺》等剧本不是典雅精致之作呢?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,是文人,是艺术家啊,因此他又常常在这一角度上,把自己与被他胁从迫害的知识分子视为“同行”,同时把自己与那些所追随的卖国官僚“严格地区别开来”——“瞧他们那副德性!”
“二丑”也许确能免于他们害怕的逆境吧,但,一:他们选择的那个“境”,难道美妙吗?二:他能免于一时,但能经久如此吗?阮大铖的下场可为殷鉴,详情可查史书,读起来怕是要脊梁骨发凉打颤的。
“人们到处生活”。
这是一句字义浅显而意蕴很深的话。
在逆境中,这类朴实无华的自我判断是实现心理平衡的瑰宝,还可举出:
“这个世界不是单为我一个而存在的。”
“没有一个上帝规定我必须成功。也没有一个上帝规定我必定失败。”
“别人怎么看我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。问题是我自己究竟怎么看自己?”
“当我以为人人都在注意我的时候,其实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在特别地注意我。我不必为那么多别人来注意我自己。”
“不要总觉得全世界的不幸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。倘真是那样的话,自己可就太幸运了。”
“不要总觉得自己受骗,自己被抛弃。也许问题出在自己过分自信和过分依赖别人这两点上。”
“为什么总希望别人都来同情自己?我们何尝有那么多工夫和精力、感情和理智去同情别人?人类需要同情,然而我们无权独享。”
“如果有时幸福是从天而降,那么为什么灾难非得先同我们预约?”
“轮到我了。不仅排队购买一件惬意的商品会终于轮到我买,想尽办法预防的流行感冒也终于会轮到我得。”
“事实并没有所想像的那么可怕。对事实其实完全用不着想像。事实就是事实,面对它,不要想像它。”
“即使是最亲近的人,也没有道理让他们与自己平均承受逆境的压力。”
“多听别人对你的逆境的分析,少向别人倾诉你在逆境中的感受。”
“认为逆境对你是一桩大好事这类的话,倘说得太夸张,便同认为逆境对你是罪有应得等义。”
“不必为体现所谓的勇气徒使自己陷入更险恶的逆境。尤其不必为勇气观赏者去进行无益的表演。他们的怂恿和喝彩随时可能变为转身离去与不吭一声。”
“那些对你说‘我早就跟你讲过,不要如何如何……’的人,他们现在的话你简直一句也不要听。那些对你说‘我早就想到了,可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讲……’的人,他们现在的话听不听两可。那些直接针对你现状提出建议的人,他们的话才值得倾听。”
“使你处于逆境的人,他们可能正处于另一种逆境。”
“用自己的逆境与别人的顺境对比,是糊涂。用自己现在的逆境同自己以往的顺境对比,是愚蠢。用自己的逆境和他人的逆境相比,是卑微。”
“走出逆境后得意忘形,便可能迅即陷入另一逆境。逆境消除后缩手缩脚,便等于没有走出逆境。”
“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接受这样的安慰:人生的逆境比人生的顺境美好。或:人生在世的义务便是经受逆境。”
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·罗兰说过:“累累的创伤,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,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,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。”
自然是好话,可作为座右铭。
但,那种“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,才能写出优秀作品”的说法,显然是片面的。德国大文豪歌德,一生物质生活优裕、生活状态平稳,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;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,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,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;苏联作家肖洛霍夫,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也一直安居乐业,斯大林的大规模“肃反”也好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好,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政局变幻也好,都未对他造成什么坎坷,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系列文学精品,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过度的坎坷,只能扼杀创作灵感,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望,如胡风的坎坷,“胡风集团”重要“成员”路翎的坎坷,都使他们后来几无作品产生。因此,我呼吁,那种“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”发挥到一定程度后便应适可而止,否则,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,例如沙皇判处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,到了绞刑台上又改判为流放,这以后的一系列遭遇,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创作,有了特异的发展和特有的内涵,但我们总不能因此感谢沙皇,颂扬对陀氏的迫害,或认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——在他“坎坷”以前,《穷人》就写得很好。
不要颂扬逆境,颂扬坎坷,颂扬磨难,颂扬含冤,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、坎坷中、磨难中和被冤屈、被损害的人。要作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,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,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,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申冤。
中唐诗人司空曙在一首《喜外弟卢纶见宿》的五律中有两句:“雨中黄叶树,灯下白头人。”明朝诗评家谢榛在其《四溟诗话》中说:“韦苏州曰:‘窗里人将老,门前树已秋。’白乐天曰:‘树初黄叶日,人欲白头时。’司空曙曰:‘雨中黄叶树,灯下白头人。’三诗同一机杼,司空为优……无限凄感,见乎言表。”自古文人多逆境,逆境中咏诗,多此种凄清之句。我读此诗,常有自己独特的感受。“灯下白头人”,固然令人扼腕不止,因为人寿几何,而岁月悠悠,既已白头,所余无多;但“雨中黄叶树”,却未必只引发出关于艰辛和苦难的慨叹。因为雨过必有天晴,黄叶树落乃至满树枯枝之后,逢春必有绿芽窜生,而终究还会有绿叶满枝、树冠浓绿之时,也许还会有芬芳的花儿开放,结出丰满光灿的果实……所以,我常以“雨中黄叶树”来象征某种逆境,又因为觉得无风之雨未免没劲,而风雨交加中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还是那呼啸的风,所以又愿将此诗句中的头一字改换,成为“风中黄叶树”,我认为“风中黄叶树”能更准确地体现出既充满危险又蕴含无限机会的逆境,足可填满意象的空间,所以,当逆境降临时,我便常以“风中黄叶树”自喻,也借以自勉。
人生终究是云谲波诡,难以预料的。“风中黄叶树”般的逆境后,很可能是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喜剧结局。
然而,勇者必将在逆境中奋争,尽管势不免“白了少年头”,但那前景,却更可能是“老树春深更着花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