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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“错”在独立思考



魏明伦
魏明伦(1941~),四川内江人,剧作家。著有《苦吟成戏》、《巴山秀才》等作品。
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,往往出于好心,隐去鄙人“阴暗面”,专讲幸运儿。仿佛是头沐春光,脚踏锦绣,一帆风顺走上剧坛。有的评论者,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,熟悉舞台;比较了解我者,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,熟悉诗文;更具眼光者,发现我是个“杂种”——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,兼备两种“童子功”……。以上各有道理,本人甘苦自知,补充“交代”:我之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。基因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,不!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“独立思考”。
这个词儿,近年已无贬义;可在三中全会之前,在十年浩劫之中,在批判《武训传》之后,“独立思考”似乎是“脑后生了三根反骨”的近义词,谁沾上谁倒霉!我就因此铸成大错,误了前半生。
解放初期,我刚十岁,早已粉墨登场,小乖而已,绝非天才。只有两个优点: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,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。例如演出《潘金莲》,我扮郓哥,台前卖梨儿,台后捧着郭老的《少年时代》,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,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挂上钩来。异想天开,便去问我那搞编剧兼司鼓的父亲:“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,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?”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,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。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,只好去“独立”思考。据老师们说,我过早倒嗓,尖音一去不返,正是对这类问题“醒”得太早,想得太多的缘故。
性早熟无伤大雅,过早思索社会人生就危乎险哉。记得斯大林逝世,召开追悼会,奏起国际歌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没有神仙皇帝……”我的童心略感悲怆,跟着老师们默哀。忽然,有人放声干嚎,像麻五娘哭丧的“调门”!有人当场昏倒,像皇帝驾崩,臣民昏厥的“身段”!有人跪地叩呼“斯大林万岁”,竟与国际歌词发生尖锐矛盾!我的小脑瓜里迅速闪过一丝“独立”思考——这不是做戏吗?是表演啊!当时,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样反感,但都比我世故,不像孩子有感必发。我忍不住破涕为笑,两声哈哈,大逆不道!一位身穿黄军装的导演厉声斥责:“这娃娃没有无产阶级感情!”家父吓坏了,事后挥拳便打,我拔腿就跑,父亲穷追不舍,爷俩沿着剧场椅子兜圈儿……
现在回忆起来,我当时真不该笑,错了。可有些老师同志们那种“感情”是否属于“无产阶级”也须待考?中国的文盲艺人,对外国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,真情实感不多,悲戚则合度,昏倒则矫揉。那情景,与周总理逝世时,国遭大难,党处危急,人民切肤之痛,由衷之悲大不相同!后者真实,前者虚假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,建国初期变相继承,一些信徒把马列主义视为宗教,把苏联领袖供为佛祖,把追悼会开成近似迷信葬仪。不客气地说:更有人趁机“表演”以示信徒虔诚,意在给领导留下可靠印象,为入党入团创造阶梯!难怪咱们后来大跳忠字舞,盲从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培植了。
本人正因从小反感迷信,成年越发“思考”,所以屡罹文祸——一九五七年饱受批判,已够右派分子水平,幸而未到公民年龄,戴不上帽子,罚往农村劳动三年。“四清”运动划为四类,十年浩劫打入牛棚。棚内同犯此去彼来,时而“走资派”,时而“造反派”,反复变换阶下囚和座上宾的位置。我则一派不沾,长期受审,各派统一定性曰:“魏明伦是死硬了的牛鬼蛇神!”
我自身充满矛盾——思想非常敏锐,但感情脆弱,行动怯懦,见手铐变色,闻死刑丧胆,经不起专案组文攻加武斗,只得老老实实交代历年来的“独立思考”。苟全性命于乱世,那副窝囊相,真是不堪回首……
俱往矣,幸赖三中全会的政策逐步落实,书生报国有门,辛勤笔耕,力争一年一戏,一戏一招。去岁赴蓉公演新作荒诞川剧《潘金莲》,又遇见那位知道我老底的导演。阔别多年,从他眼神中,我看出一句潜台词:“这娃娃‘洋起来了’!”是啊,时代变了,我能不变吗?性格从脆变韧,行动从怯变勇,但有一条没变,依然坚持“独立思考”的习惯。
譬如《潘金莲》,四川一些同行刚听题材就摇头,严肃地告诉我:周总理早在六十年代就批评了欧阳予倩二十年代旧作《潘金莲》,盖棺定论,这人物不值得写,别去碰枪口!我一面恭听,一面思考:不是刚宣布“上下五千年,纵横几万里”都可以写吗?怎么又划禁区了呢?潘金莲比西太后的罪大么?连西太后都可以写成初具良知,渐变万恶的女主角,又未尝不可以揭示潘金莲由单纯到复杂,由挣扎到沉沦,由无辜到有罪的悲剧主题呢?关键不在写什么,而在怎么写吧?欧阳老对潘金莲始于同情没错,如果有错,是错在终于歌颂。我取舍欧阳老的得失,站在八十年代新角度重写《潘金莲》,始于同情,终于惋惜,大约不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吧?可是,成都几位批评家视而不见两个《潘金莲》主题的区别,断言凡是周总理否定了的题材都不宜搞,再搞就是与总理指示唱“对台戏”!这顶帽子够大了!
曾经沧海难为水,当头棒喝不但没有轰退“老运动员”,反倒敲出了我又一条独立思考:这不是在搞第三个“凡是”么?
我辈既称“探索者”,就得冒险走向前人没有走过,或走了几步又被唬回来了的不毛之地。所谓“改革”,就得首先改革我们民族的盲从性。戏剧观念的更新,必须附丽于人生观念的更新。雕虫小技,治不了戏曲与青年的“代沟”矛盾。历史观、道德观、权威观、价值观、未来观……总而言之,人生观依旧是老一套,戏剧观安得不随之老矣?
说来惭愧,我是个拿不出小学文凭的习作者,安敢妄称剧作家?我知道,出色的剧作家应是出色的思想家,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就写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!本人离此标准尚差十万八千里,但是我不望而却步。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在良师益友的前引后扶之中,在红眼小人的明枪暗箭之间,攀登、摔倒、起来、攀登……。首都一家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张表格,其中一栏是“你的格言是什么?”遵嘱填上,我的格言是——我不迷信一切格言!
1986年3月